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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10月初，24歲的我一個人拿著“兩封信”——香港親戚寄來的信和老家生產大隊開的介紹信，從福建的老家坐20多個小時大巴車來深圳。當大巴車開進深圳時，我以為自己到了一個發達國家。只見馬路兩邊是一排排整齊的工廠，工廠旁邊陳設著以前從未見過的機器設備。馬路上的車比老家多了好幾倍，而且很多還掛著香港的牌照，走著走著還會堵車。馬路邊的人們也是行色匆匆，每個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情……我心里想著：“一切都與老家太不一樣了，這可是我小時候很羨慕的場景啊。”

而今天，2014年6月9日，當我在講述過去時，我第一個孫子剛呱呱墜地，我不得不感慨：一轉眼28年就過去了，在深圳，我總算實現了我的夢想，做出了一番事業，我希望我的孫兒在未來能把家具這份事業傳承下去。

　　尤國忠1987年自制的組合電視柜。

童年常常只喝米湯

1962年，我生于福建泉州農村，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。在70年代的農村，我們要靠掙工分謀生，不像現在可以自由地到城市里找工作，大家都只能安于在家種點水稻和地瓜。那時農村基礎設施不好，又沒有什么農業科技，農產品收成很低——辛辛苦苦一年下來，一個人分到的稻谷還不到100斤，稻谷還要碾成大米，能吃的就更少。我家里有9個兄弟姐妹，我排第四，童年時期家里過得非常貧苦，基本上吃不上米飯，只能喝米湯，更談不上雞鴨魚肉，一年能吃到一塊肉就很不錯了。

每逢放暑假，我就去做工。大人做一天可以評到9分半至10分的工分，但我只能評到3分。年終結算時一分相當于4分錢，所以那時我干一天農活才掙1毛多錢，但市場上的大米2毛錢一斤，按工分來算也要1毛4。

家里的鹽、煤油等日常用品就靠賣點蔬菜來換。家里種菠菜，自己就留一些老葉子來吃，把菜心拿去賣。我們兄弟姐妹讀書的學費主要是靠賣糧食，一學期大概兩三塊錢的學費要賣十幾到二十斤大米。所以，70年代像我這樣能讀到高中畢業是很少見的。

泉州是僑鄉，我家里有些親戚在香港，他們回來會給我們帶一些小東西，比如萬寶路煙、牛仔褲，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有香港、深圳。那時候就一直想到深圳，看看這里有什么好東西。

2011年3月，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參觀深圳會展展館時，尤國忠陪同。

無緣大學改做木匠

1978年我高中畢業，剛好那年全國恢復高考，考5科，總分500分。競爭非常激烈，我所在的鄉村中學只考走了一人。我考了348.5分，離錄取分數線剛好差1.5分，如果能找點關系應該也可以上，但家里沒有關系，只能作罷。

80年代前后，我們家鄉的年輕人要么學做木匠，要么學土建或石匠，我后來就去學了木匠。現在木工都是用電動工具，我們那時候用的都是傳統的斧頭、刨子。因為老家到80年代后才通電，做學徒時，我一到晚上就得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工作。

頭一兩年，我主要幫師傅做些邊角料的體力活，然后才慢慢學技術。

因為書沒有讀成，家庭壓力又比較大，所以做學徒時我很勤奮，經常加班到深夜。那時按件數計算，我一個月可以賺100來塊錢，這在當時的學徒中算是高收入了。

1980年后，我就當上木工師傅了。這并不多見，因為在老家，有些人學好多年還是學徒。因為我木工技術比較好，雕刻的工藝也不錯，沒多久就在周圍傳開了，鄉親要做個什么家具都會過來找我。只是當時的我肯定不會想到，初學木工時，師傅常說的“技術精，跟一生”最終真的被我演變成了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把家具做好”。

那時農村人結婚都很早。1982年，20歲的我就結婚了。我們老家有個習俗，結婚要花幾千塊錢擺酒。當時我家沒那么多積蓄，只能向親戚借。那時農村普遍都比較窮，沒什么錢，怎么辦呢？可以借糧食、大米或稻谷。比如說，借100斤稻谷，然后折算成錢。到自己的糧食豐收時，再將糧食還給親戚。我結婚時借的糧食折成錢約3000塊，過了兩三年才還清。很快又生了小孩，多了一個負擔，生活壓力更大了。